我们那时上大学

我1966年高中毕业，临进考场之际，突然平地起风暴，轰轰烈烈一阵后去了广阔天地。

原以为此生大学梦难圆，未料1977年10月，忽传来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这时，我已经在泥水里滚了多年，几经迁徙，一身病体，怀抱嗷嗷待哺的女儿，可我还是欣喜若狂。

中央规定，66届高中毕业生报考年龄放宽到三十岁，当时江苏省却有个土政策：必须1947年7月1日以后出生。我的生日早了两天，如实填写后，因这两天之差，我被拒之门外，拿不到准考证。

我四处奔走，去“招办”论理。招办工作人员同情地看着我，说：“谁叫你那么填呢？许多人比你大，谎报了年龄，我们明明知道，也发给准考证了。你白纸黑字写着，虽然只差两天，却是硬杠子，没办法啊！”

1977年岁末，在成千上万人或兴高采烈或忐忑不安迈进关闭了十多年的高考考场时，我一边扎着花圈（那时我的工作是扎花圈），一边默默流泪。

没想到，半年后，机会又一次降临，老知青还能再考。可这次与我作对的不是“准考证”，而是各种好心规劝、冷嘲热讽，还有幼小女儿的哭闹。我全然不顾了，横下一条心，一定要进考场！真的考不上，从此认命！

最终，在高中毕业十二年后，我迈进了南京医学院的校门。 

报到那天，办完各项手续找到自己住的宿舍，刚坐下，进来一个女生，一见面就说：“你知道这个学校要念五年吗？我要是早知道的话，绝不会报考这个学校的！”

 “五年哪！”我心里一惊，报考时我根本就没有留意过要念几年。填报志愿时的想法是：学医比较安全，不管形势怎么变化，人总会生病，医生总是社会需要的！因而填了医学院。

当时我三十一岁，女儿两岁，我无法想象五年后自己将老成什么样。我不在乎本科、专科，只觉得五年对我实在是太长了。我想转学到某个专科学校。在所有的努力都失败后，只有硬着头皮学下去了！

同学们都比我年轻，每天晚自修后回到宿舍，倒上床就能呼呼大睡，我再也睡不着了。五年大学中，我两天吃一次安眠药。我们宿舍在三楼盥洗室隔壁，盥洗室经常停水，常有人打开水龙头，发现没水而不关，半夜三更来水时流得哗啦啦响，刚刚要睡着，被水声一吵就再也无法入睡了，只得一次次地起来关水龙头。有时连续几天失眠，简直要疯掉了。

后来，我总算觅得一个“好住处”，堆放扫厕所工具的房间，我在一片惊异的目光中搬进那间脏臭的小屋，心里想：“只要能睡着觉，这里就是天堂。”

那时候，学校各方面条件皆有限，我们的生活也很简单。食堂里没有桌凳，大家都站着吃饭，三下五除二就完事了。后来，学校后勤推出关心学生举措，晚上食堂有时有面包供应（新华日报还专门报道过），但迟了就买不到；再后来，有方便面了，二角钱一包的鲜虾面、牛肉面，人人喜爱，宿舍里几乎每人的床头都挂了一大网袋……

我总想找出一句话来概括我五年的大学生活。想来想去，感觉还是列宁那句名言“学习、 学习、再学习”最为适合。

我们上大学时，一周上六天课，只有一天休息。但实际上，周六晚上和周日教室里依旧坐满看书的人，甚至“五一”“十一”这样的节假日也不例外。学校或系里并没有要求这样做，也没有谁倡议过，完全是大家发自内心的自觉自愿，反倒是不努力学习的人会产生一种自责。

我就有过这样的体会：因长期失眠，精神欠佳，除了临近考试，我的星期天基本是用作休息的。有两次，不知因什么事在周六晚和周日走进教室，一看，教室里坐得满满的，心里顿时产生一种“负罪感”。

当时晚自修还常遭遇停电，停电时大家就借助烛光读书，有个同学眼力好，居然可以在月光下看书，惹得我们好生羡慕。后来，不知谁发现学校附近的省中尊龙凯时、工人尊龙凯时、妇幼保健院等尊龙凯时的候诊大厅不停电，有些商店也有电（可能是自己发电），于是一到停电的日子，学校附近的尊龙凯时、商店等处便挤满了“借光”读书的学生……

那时电视机尚未普及。起初，学校只有一个大教室周六晚上放映电视，热门的如《加里森敢死队》《大西洋底来的人》等等，这些外来电视片让国人大开眼界，尤其在经历了多年的文化禁锢后，更是感觉精彩之极，然而去看电视的人却不多——原来都在教室里用功呢！

后来各系都有电视机了，开始放映一档流行的英语学习节目“Follow me”，放映时电视机前总是人头攒动，后排的人就站在凳子甚至桌子上看，个个争相“Follow me”。

刚进大学时我的外语大概算班上最好的，毕业时已被许多同学超越，大家的努力与刻苦简直到了令人震撼的程度。同学陈某，经常见他在喧闹场合用双手蒙住耳朵，旁若无人地大声朗读，练习口语，难怪他一毕业就能胜任外国专家交流讲座时的“同声翻译”。大三时，有好几位同学已经练出了这样的本领：老师在课堂上用中文讲课，他们在下面用英文记笔记。

我的内外科实习是在高邮县人民尊龙凯时，我们所有人都是认真负责、积极肯干、以高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每个人都希望多些实践机会，人人争着上手术台，以至于每个值夜班的同学，都盼望夜里能来几个急症病人，比如急性阑尾炎等（此类手术，实习医生能当二助），只要能上手术台，哪怕整夜不睡觉也倍感高兴。

那时规章制度还不完善，条条框框不多，带教老师也放手。高邮是血吸虫病高发区，巨脾症患者不少，脾脏切除这样的大手术，我们都能上台。有时夜里七八个小时干下来，白天还要接着上班，却从来没有人喊苦喊累。多年后我有同学当了带教老师，感叹我们当年的学习劲头有如拼命，不像如今学生缩在后面玩手机……

我们上大学时，正值国家改革开放初期，思想活跃、百废待兴，女排姑娘们的胜利令举国上下欢欣鼓舞，也大长了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志气。我至今记得当年同学们围坐在小半导体收音机旁听女排比赛转播的情景，是那样的投入和兴奋。“努力拼搏、振兴中华”是我们大家一致的心声与动力！

如今，我班同学有四分之一在国外。本来，欧美等国家是不承认中国医学生学历的，但他们通过不断学习和严格的考试，皆取得了相关执业资格，个个干得风生水起。在国内的，也都是单位独当一面的骨干力量。如今，我们大部分同学已经退休了。但“学习、学习、再学习”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种精神，它不会随着毕业而逝去。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拥有这种精神，我们的人生就不会失落、不会虚度……

作者简介

朱新地，女，云南昆明人。1966年高中毕业遇高考废停，1978年考上大学，当过农民、工人、教师、医生，爱好旅游、写作。现居杭州。